“疏”“堵”结合 良性引导 市区占道经营现象逐步改善

我们可知，排序的困难不仅仅是说明了社会事实的复杂多变，更是说明了法律解释的价值多样性。

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的知情权，特别是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而言，虽然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法定权利，但从权利行使的外部性、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公民行动的理性精神的提倡等多角度看，知情权滥用行为也需要在法律原则、规则和实践层面受到约束。这实际上是将陆红霞列入信息公开申请黑名单。

英国信息公开高等裁判所在前述案例中明确指出：信息自由法第14条关于无理纠缠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共机构宝贵的资源免于浪费或不成比例的配置。司法实践将此类申请行为界定为滥用政府信息申请权或滥用知情权，并认为此类行为构成权利滥用。从该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看，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信息专员办公室在复审此案时，认为行政机构没有提供实质性证据对其理由和认定予以证明，故而撤销了行政机构的决定。权利行使的公共功能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从知情权行使是否与自己利益有关来判断申请人是否滥用了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只具有个人的自利性目的，而是具有复合性目的和功能。

因而，如何在判定申请权滥用的程序作业中，对行政和司法的裁量权进行有效约束，无疑是信息公开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而又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另一种是肯定论，认为党内法规是法，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法律多元主义理论，主张从广义上理解法，包括国家法在内的几乎所有规范都可以称为法。

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如何理解？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因为既不消解权威，又要保证权威守法，可行的路径是权威从自己做起，严格自我管理，借助内部严肃的纪律和严密的制度，保证其组织和成员遵守法律。

{17}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联系和区别 前文讨论主要着眼于党内法规的本质，本部分则主要着眼于党内法规的形式和外在特征展开讨论。有人认为，《决定》表明至少政治层面认可党内法规是法，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增添了新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法治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立法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实现良法善治。当然，也要看到，党内法规在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方面，也有大量有益的实践。{9}64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其所制定的党规属于软法。

但是，联合发文的问题，论者多有批评。{6} 因此，讨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效力关系，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两者效力谁高谁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权在立法工作中的实现，就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过程。

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内法规虽然体现了党管干部等重要原则，但是由于适用范围涉及党外的公权力机关、团体和人员等，宜由国法规范和调整。一种是否定论，认为党内法规不是法，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国家法理论，主张国家法之外没有法律。

{15}528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严厉角度看，党规的处理不如国法严厉，因为最严厉的处理莫过于刑罚。

如强世功认为，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从外在特征上看，二者既有经济基础、阶级意志、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又有制定主体、表现形式、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等方面的区别。（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保障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需要四类制度或机制：一是预防机制，即避免不衔接、不协调情况的发生。【中文关键词】 党内法规。立法后评估作为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受到立法机关和部门较广泛的采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2010年即开展了立法后评估试点工作。

如果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视角来看，法仅限于国家法，那么党内法规不是法，甚至连党内法规的提法都难以成立。某些规范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要求党员做到。

又如，反腐败领域，党内法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比较成熟的法规制度及时上升为国家法律，更好地推进法治反腐。周望（1982-），男，湖南邵阳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与政治、法治与社会治理。

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党规严于国法。

党内法规的直接约束力仅限于党的组织、党员行为、党的建设、党的运行、党的领导、党的纪律等方面，直接约束对象仅是党员和党的机构，与国家法律不同，不直接给国家、社会和非党员的公民施加义务。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也可以称规定办法等（《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4条）。{4}48根据这种理论，法就是国家法，法与国家不可分，能够被称为法的，只能是国家立法意义上的规范。（9）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纵向上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由中央党内法规、部门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构成。

典型的论述如曾市南认为，党内法规提法不妥。（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制度机制保障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首先应当在法治统一的框架内，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下进行。

3.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还应该严格依照法律办事。

对党员来说，有些违反党章、党内法规制度的言行并不一定都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一个社会整个规范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5）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基于它的政策特征，在国家法与党的政策的对立中，党内法规应当属于政策的范畴。中央党内法规的效力高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的效力。

某些规范要求党员不得做的，党内法规的要求比国法也更严。{8}理由在于：第一，这是宪法和党章的原则和要求。

{18}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是判断机制，即判断是否构成不衔接、不协调。